2024年6月，公安机关将谭某诈骗一案移送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初查卷宗，案件呈现典型“杀猪盘”婚恋诈骗特征：2021年8月，安某为办理本科证书，经人介绍与谭某结识。为博取安某信任，谭某注册微信小号虚构办证人“张陈轮”身份，以疏通关系为由先后骗取安某2.69万元。后谭某谎称联系不到所谓办证人，办证之事不了了之，但借着频繁交流的契机，谭某与安某确认了恋爱关系。其间，谭某利用多个微信账号，虚构国企职工等十余个虚假身份，以安排工作、买房过户等理由骗取安某及其母亲张某某近30万元，所骗钱财被谭某全部用于个人消费。

在梳理案情时，办案检察官发现一处疑点——2023年11月，谭某曾在张某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操作对方手机银行，从其名下的3张银行卡中转出7万余元。检察官认为，虽然事后谭某编造了“注册公司暂扣”等理由搪塞，甚至冒充银行发送虚假收款信息欺骗张某某，但其获取该笔钱款时的核心手段是“秘密窃取”，这一行为性质并非诈骗，而应认定为盗窃，遂依法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

在引导侦查机关补充关键证据后，2024年9月，该院以谭某涉嫌诈骗罪、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24年12月底，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以盗窃罪判处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4万元。

判决书送达后，办案检察官再次逐项核对量刑依据，发现一审判决存在附加刑适用瑕疵。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对诈骗罪判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罚金应在5万元至10万元之间。“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正处于上述量刑区间，但并处罚金只有3万元，明显不符合量刑指导规范。”检察官分析道。

罚金刑是刑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看似细微的罚金量刑偏差，实则关乎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2025年1月，该院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同年4月，包头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采纳抗诉意见，依法改判，将谭某犯诈骗罪的罚金刑更改为“并处罚金5万元”，数罪并罚后，并处罚金6万元。

案件办理期间，检察官注意到，谭某与他人有多条关于“制作房产证”的聊天记录，且其作案使用的假证均购自线上平台。

一个疑问浮现在检察官脑海中：这些假证是从哪里来的？谁在制造、谁在销售？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一条制售假证的犯罪产业链？

为查明真相，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依法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公安机关对制售假证的犯罪行为开展侦查。很快，公安机关成功锁定张某林等3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后，于2025年9月以张某林等人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移送该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林长期从事假证伪造售卖活动，累计制售假证5600余份，制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印章490余个，获利22万余元。犯罪嫌疑人刘某胜则从张某林处购买假证，并怂恿赵某某开网店售卖假证，赚取差价。今年2月，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综合全案案情，依法对刘某胜、张某林提起公诉，对情节轻微的赵某某作不起诉处理。3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判处张某林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刘某胜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现判决已生效。对作不起诉处理的赵某某，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制发行刑反向衔接检察意见书，建议对赵某某进行行政处罚，推动违法行为全链条处置，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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