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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只办理婚姻家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址位于高档CBD商务圈。律所拥有专业律师团队十余人,汇集了婚姻家庭专业领域的优秀律师。通润律师基于对客户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刻了解,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和高效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已成为客户长久信赖的合作伙伴。通润律师秉承专业、务实、高效、优质的服务理念,在持续巩固自身优势业务的同时,稳健拓展专业化、品牌化的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充分满足客户不断发展的新需求。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内部设立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法律服务中心、国内婚姻家庭法律服务中心、涉外婚姻家庭事务中心,业务范围涉及国内婚姻协议、婚姻诉讼;涉外的婚姻家庭案件、各种文书公证认证;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权争议,企业家事财富纠纷、财富管理,私人财富管理等等。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从婚姻家庭法律服务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团队能力。截止2017年,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一共出版了二本专业著作、二十二期《通润视角》专业期刊,在国内外近百家媒体上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创办和维建了上海婚姻律师网、上海离婚律师网、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官网等多个专业网站,其中网站中文版本7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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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老人将3套房遗赠给同居保姆,法院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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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郭韧律师团队 上海房产律师郭韧


近日

深圳法院一则判决冲上热搜

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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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老人生前立遗嘱将深圳南山大冲城市花园3套合计300平方米价值近4千万的房产赠予同居17年的保姆


该遗嘱有效吗?


夫妻感情破裂分居生活

丈夫与保姆同居17年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则民事判决书引发关注。据判决书,刘某发(男)陈某(女)夫妻二人共育有三男二女五名子女。


早些年间,刘某发自建的房屋变成了回迁房,经旧改办等统一安排分配刘某发获分300平方其妻陈某将其份额主动给了三个男孩,只留了80平方。后两人感情破裂分居。


在分居生活多年后,2001年因生活需要,刘某发聘请了时年38岁的杨某作为保姆,彼此间产生了感情,因而发展为同床共枕,共同生活十七年之久。


而在与保姆同居期间,丈夫曾两次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立下遗嘱。


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然而,刘某发在二审审理期间因病死亡,深圳中院作出民事裁定裁定诉讼终结。


刘某发在去世前与保姆杨某一同生活,而杨某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显示,刘某发曾两次立下遗嘱。



2017年6月19日,刘某发再次立下遗嘱《房产继承遗嘱书》:


遗嘱中刘某发对其与保姆的感情表述为“彼此感情浓厚,不是妻子胜于妻子,已成为不离不弃、形影不离的老伙伴……”


遗嘱中也再次提及财产处理,称将其获分得30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享有的深圳市大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有股权份额,以及生前所享有的一切财物全归属杨某所有。


法院查明信息显示,刘某发获分的300平米,具体房屋正是南山大冲城市花园3套各100平方米的房产。根据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住宅小区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表,涉及纠纷的财产价值如今已近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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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城市花园。资料图,南都记者 霍健斌摄


如今丈夫去世这份遗嘱是否生效?


法院判决


案件进入一审程序后,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刘某发生前所立《房产继承遗嘱书》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系其所签名确认,且该遗嘱与律师事务所见证的遗嘱中对遗产的处理意思表示一致,确认《房产继承遗嘱书》系刘某发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遗产的处理部分合法有效。


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深圳中院认为该遗赠纠纷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发自书的遗嘱、《房产继承遗嘱书》是否有效。


深圳中院审理认为,即便事出有因,刘某发与杨某长期同居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四条第一款“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的规定。


同时,刘某发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单独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杨某明知刘某发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大额财产的赠与,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


深圳中院认为,刘某发自书的遗嘱、《房产继承遗嘱书》,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剥夺了陈某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和陈某对刘某发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刘某发以自书的方式作出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最终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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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城市花园。图片来源: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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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评析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典》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存在,它将道德的价值取向引入法律并以实现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弥补法律滞后的缺陷重要目的。《民法典》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按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可知公序良俗原则是作为弥补具体法律规则的漏洞而存在的同时,公序良俗原则通过对市民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进行规定,能够保障相对方对行为方民事行为的最低期待,具有引领价值导向的作用。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刘某发的两份遗嘱无效的原因在于其一,单独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并赠予非善意第三人杨某,造成陈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其二在于剥夺其妻陈某对其合法财产的继承权;其三则在于遗嘱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


首先,就刘某发对三套房产所订立的遗嘱而言。由于两份遗嘱是在其与陈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订立的,虽然我国宪法保障公民对私有财产的处分,但也应当是对自己有权处分的私有财产而言,因此对于刘某发将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个人财产设立遗嘱进行处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之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认定该部分遗嘱无效”可知刘某发设立的遗嘱仅在自己所有的份额内有效,并不完全无效。


其次,由于我国宪法规定保障公民对合法私有财产的处分权。因此公民以自己的私有财产设立遗嘱当然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处置不应受到他人的干涉。虽然夫妻双方有相互继承的权利,但是在一方设立遗嘱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可知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即在本案中,在刘某发设立遗嘱的情况下,在其去世之后应当按照其设立的遗嘱的内容来确定继承人,而对于二审法院认定的属于对陈某合法财产继承权的剥夺有待商榷。
最后,公序良俗是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就本案中,虽然杨某与刘某发同居时处于刘某发未与陈某解除婚姻关系期间,但是本案中的杨某不应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破坏已婚者现有婚姻关系的第三者,而应当认定为一种替代已婚者现存夫妻之间中所缺少的帮扶义务,尽管插足夫妻婚姻的第三方应当受到谴责,但此处的“第三者”杨某给刘某发带来的扶养义务很难被认定为对公序良俗的违背。因此对于二审法院以刘某的遗嘱违背公序良俗作为遗赠无效的理由在此很难持肯定态度。


公民对私有财产的处分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的继承权同样属于宪法规定的权利,不应被非法剥夺。虽然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应遵循公序良俗原则,夫妻之间也应当相互尊重,互相忠诚。并且与有配偶者同居的行为是我们坚决谴责的,但是我国法律并未对受遗赠人的身份做限制性规定,因此以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否定公民受遗赠权的理由不甚充分。尤其是在法律与情理交织的案件中,我们不仅需要遵守法律规定,而且需要兼顾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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