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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只办理婚姻家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址位于高档CBD商务圈。律所拥有专业律师团队十余人,汇集了婚姻家庭专业领域的优秀律师。通润律师基于对客户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刻了解,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和高效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已成为客户长久信赖的合作伙伴。通润律师秉承专业、务实、高效、优质的服务理念,在持续巩固自身优势业务的同时,稳健拓展专业化、品牌化的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充分满足客户不断发展的新需求。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内部设立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法律服务中心、国内婚姻家庭法律服务中心、涉外婚姻家庭事务中心,业务范围涉及国内婚姻协议、婚姻诉讼;涉外的婚姻家庭案件、各种文书公证认证;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权争议,企业家事财富纠纷、财富管理,私人财富管理等等。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从婚姻家庭法律服务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团队能力。截止2017年,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一共出版了二本专业著作、二十二期《通润视角》专业期刊,在国内外近百家媒体上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创办和维建了上海婚姻律师网、上海离婚律师网、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官网等多个专业网站,其中网站中文版本7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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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宅门的两次分家谈家族财富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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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喜欢看讲家族历史的故事剧,例如讲乱世闯荡儿女情的《闯关东》,或者一代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终于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乔家大院》。而论起剧情的丰富饱满,情节的跌宕起伏,想来要数白景琦与大宅门。

白家整个大家族,家族的命运波澜、代际的传承与割裂,又与浓墨重彩的家国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大家族由盛转衰的生动图景,而其中的两次分家更是尤为精彩。

第一次是二奶奶的公公白萌堂死后,二奶奶认为三个房头分家已是势在必行,于是遂了三爷的愿,把家分了。但是分家没分心,随即二奶奶展开了一系列盘回老铺的行动,使白家又重新振兴起来了。第二次的分家纯属树倒猢狲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白家小辈们几次为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白景琦不得不分家。各种箱笼匣柜满地狼籍,值钱的古玩字画被瓜分一空,搬运出去几大车,场景凄凉。

白家的两次分家,就好比两道分水岭。第一次是白家重振雄风的开始,第二次是白家彻底破败的标志。家族财富的传承决定亦标志着整个家族的未来与命运,这在中国的朱门深户中并不少见,到今日仍然是比比皆是。

例如风流赌王何鸿燊有四房姨太太,个个精明能干,在分家产时上演宫心计,最终四房梁安琪得到最多澳娱股份,成为新一代“女赌神”。

比如著名的年广久,本来是好好的“中国第一个体户”,企业分家后,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前后四任妻子生的孩子分配企业资产,结果是儿子们互相打来斗去,连他本人也和第四任妻子都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团中。

再就是有心无力型。比如周口鞋城集团的老掌门崔庆义,自从他过世,偌大的企业一分为三,两个儿子和后妻,每人拿走了一个工厂。几个人都苦心经营着,但几年过后,3家企业都还是死得差不多的。

简言之,家族财富传承即分家不分家,分的合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族企业的兴衰存亡。那么该如何实现家族财富的管理和传承呢?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豪门恩怨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凤凰财经联合主办、由上海信托独家战略支持的2015第四届中国家族传承论坛,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顶级商学院教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给梦想着要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主们支招,他们都是身家过千万的二代、三代甚至五代。

家族财富如何保值增值?

“现在年轻人面对着充满诱惑、充满变化的五彩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机会太充裕、外面的快钱太好赚。所谓概念操作,所谓资本运作,所谓兼并收购、投资杠杆、虚拟经济等等,使很多人眼花心乱,弄不清方向。他们对实体经济,制造行业的兴趣正在减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对于家族财富传承的难度做了剖析。

年轻人拴不住的心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家族财富传承恐怕并不是一件“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事情。“家族传承和家族财富的传承不仅是物质上的资本,还有精神上的资本。包括我们的家族传统、家族文化,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得这个家族基业常青。”在沃顿商学院教授Raphael Amit的眼中,这似乎不只是给后辈“留点钱花花”的事情,而是对企业“精气神”的坚守与继承。

首先,其实对于“留点钱花花”这种“啃老”的做法,当然并不是有所追求的家族财富传承的目标。家族企业的稳健有序发展,家族资产的保值增值,才是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必经之路。在家族财富的保值增值过程中,多元化的发展投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比如赌王的长房三子女在地产雕塑方面颇有造诣。;二房及五个子女实力雄厚,在地产、运输、博彩业持有大额股份;三房陈婉珍及三个子女行事低调,经营古董、运输和地产业务,拥有小额博彩股份;四房梁安琪成为商界女强人,带领五个子女涉足饮食、房产、证券、休闲度假等多个领域,并任职澳娱高层。

“我可能有兄弟姐妹,这些兄弟姐妹年龄不同,这些家族成员他们对流动性会有很不一样的需求,比如说他希望可以产生多少的流动的金融资产可以供他消费。而且不同的家族成员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投资时限。如果说我是35岁,我考虑的可能是未来20年,但是现在就我而言,我考虑的时限就会短一些,因为我的年龄大了。所以我觉得家族的财富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对家族的需要了如指掌,要有一个全局观。”Raphael Amit认为细腻掌握家族成员的消费观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比如是个爱现钱的“败家子”,可能就要多配置好变现的金融资产,而如果是个守家业的,则可以更多地将钱投入到实业主业的不断扩张中。山西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钢铁的东家李兆会是个爱投资多过实业的主,大部分精力在股票二级市场,与知名影星车晓结婚花了五百多万,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最后活活地把海鑫钢铁做到了破产清算的地步。

除此之外,日益普及的遗产税费也成为了家族财富传承过程中的“磨损”,“2013年初突然有一个讯息说,将在深圳试点中国的遗产税。这个试点比较可怕的部分,他是采用累进税率,超过1000万的时候是50%,这50%含有不动产。这个算法造成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中国居民都要缴纳这个遗产税。而另外在遗产税的实施上,往往赠与税户同步进行,而且税制架构是差不多的。在2013年,还有的一些有关遗产税若干意见之类,这对市场上所有中国的富一代,创一代,就好象是头上悬的刀子,随时会掉下来。”

来自上海的睿璞家族办公室负责人郭升玺机敏地觉察到这个趋势,开始向土豪圈宣传自己的离岸信托业务,大部分富豪“一开始是拒绝”的,直到最近。

有一个人从深圳给我打电话说,要设立好信托。因为2月份就要过年了,当时是1月底他要去欧洲。我说我在香港,我说你要不要回来,他完全拒绝我。所以安排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带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在星巴克见的面。所以我们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完成的。“大家的警觉性突然提高了。”他说。

不过,国内富豪对于信托这种玩法仍然比较陌生。据中欧-上海信托《治财有道——中国民营家族财富管理白皮书》数据,国内的家庭资产千万以上人群有69%的人选择了信托,但是其中有84%的人接触信托都是出于投资的需求。这说明国内的信托服务和欧美完善的信托体系相差甚远,功能性也比较欠缺。

上阵“父子兵”还是父子之战?

据媒体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富二代(至少五分之一)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且大多进入了与父母不同的领域,以此来“证明自己”。除了这个理由外,“家族企业太过时”也是他们不想接手上一代事业的另一主要理由。

选择接班80%的富二代表示是因为父母健康状况不佳,缺乏精力。中国人倡导的“孝”与“顺”在某些时刻,使得一代与二代之间的使命交替具有了“半强迫”的性质。“其实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早就深深的植入我的脑海当中了。就是你将来就是要接我的这个位置的。可能太根深蒂固了。每次我想转身去其他方向的时候,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给拉回来。所以遗憾的是我身上有他的基因,流的是他的血,所以我想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这个喜欢音乐、跳舞、画画追求艺术的二代企业家为了父亲的期盼,选择了接受自己的使命,成为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执行官李云峰,他接手的时候只有6艘船,而现在已经达到了106艘,而且成功上市,时年30岁的他成为新加坡上市公司当中,最年轻的CEO。

接班与不接班的选择之后,老少两代人的较量才真正开始。在已经进入家族企业工作的受访者中,几乎所有人(97%)都认为公司需要作出改变。当谈到是何种改变时,59%的人想对家族企业作出“革命性的改变”。

“我也想做个孝顺儿子,我之所以会和父亲‘打那一仗是被环境所逼。”台泥集团董事长辜成允,鹿港辜家的继承人,作为“汪辜会谈”中辜振甫的儿子,他说起和德高望重的父亲之间的分歧解决仍显得颇为无奈。

在钦定接班人选,大哥因病不幸去世之后,“赶鸭子上架”的辜成允虽然出自名门望族,却也遭到了家族企业内部的“绑架”与“架空”。“一种是被绑架,被老臣卖老。如果说你是第二代,在你父亲或者是叔叔伯伯的公司当中,如果说老臣倚老卖老的话,二代很容易被绑架。”辜成允介绍道,“第二种情况是被架空。在家族企业当中,常常各个功能是由不同的亲属担任的。可能接班的这位二代或者是三代,他碰到对他而言有直接股权和经营权威胁的皇亲国戚的时候,他就不一定管得动了。”

当年的辜成允选择了力排众议进军大陆,用年年增加的业绩搞定了一众老臣”。他总结道,成功的家族接班计划应该包含以下方面:

1、家族成员和谐,乐于共享成果及价值

2、老一辈创始人财务充裕,成功地将经营交棒

3、家族事业延续、成长、茁壮

在接受凤凰财经《总裁在线》采访时,辜成允曾经苦恼地表示,不喜欢被称作‘辜振甫的儿子”,而想被人堂堂正正地叫自己的名字‘辜成允。看来,对于临危受命的二代而言,对于摆脱父辈阴影的渴望仍然是家族传承中不可逾越的话题与语境。

家族传承中的民主与纷争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各地的家族企业都有着相似的特质,复杂的内外环境、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设计精密的股权结构。然而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角度上,东西方的家庭与价值观念的差异颇大。

“这是一家香港公司,他有五个孩子,E有4个孩子,D没有孩子,C有三个孩子,B有一个孩子,A有两个孩子。如果说按照人数投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E就有5票D只有一票。而如果说按照家系投票的话,每个儿子都有一票,不管你下面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家系只有一票。”在沃顿商学院教授Raphael Amit看来,按照西方的政治民主操作方式,在家族企业内部,也可以依靠投票制度去解决分歧。

而美国印刷大王唐纳利家族第五代Elliott Donnelley则选择了利用家族办公室的平台来平衡家族成员关于企业发展方向的争议。“如果我的曾曾曾祖父在这个时代,他应该会选择建立脸书或是谷歌这样的企业。”Donnelley俏皮地回答了雅小编关于互联网时代,自己家族企业转型的问题。

当他决定对家族企业主营业务做出更改时,遭到了很多家族成员的反对。Donnelley选择了“避其锋芒”,他在1990年创办了家族办公室,在这个平台上,家族成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培养相应的人才,在印刷业之外谋求多元化布局与发展。

而对于更讲究血缘族系的中国富豪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也不容易以所谓投票这种“尴尬度”极高的方式解决问题。据睿璞家族办公室负责人郭升玺介绍,现在自己所创办的家族办公室仍然倾向于把保证委托家族的资产的安全升值作为首要目标,至于家族企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很难采用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介入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