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离婚后关系：合作伙伴还是愤怒敌人？

以下文章来源于董事会杂志 ，作者高皓 安静

导语

良性离婚是世界各国离婚实务中正在发生的新趋势，许多离婚企业家夫妻对外明确表达这一愿望。但应当看到，要真正达成所愿知易行难。“良性离婚”最关键的是，以商业伙伴关系替代婚姻关系，形成一种新型的、积极的长期关系模式

文/高皓 安静

“在过去27年里，我们携手同行、休戚与共，共同创立了家装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东易日盛，共同抚养了一双儿女。于过去，这是一段美好、富有意义的生命旅程。”2021年9月30日，东易日盛（002713.SZ）官微发布《前一致行动人暨实际控制人陈辉、杨劲发布共同声明》，表示二人经友好协商，已办理离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对财产和股份分割无争议：“此离婚决定是和平而友好的。婚姻缘分已尽，但未来我们仍希望以‘事业合伙人+亲人’的形式，共同抚养教育子女，支持和祝福彼此新的事业和生活。”这份声明既情深义重、又理性平和，表达出夫妻式家族企业离婚后的理想模式和美好愿望，即“事业合伙人+亲人”。

对夫妻式家族企业而言，离婚是一种独特而重大的商业危机，不仅对前任夫妻的个人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对家族企业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商业实践的常规理解是，离婚后一般不会再与前任保持合作及商业关系。但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离婚率的不断提升，企业家离婚事件日渐增加，一种新的离婚主张即“良性离婚”引发更多关注，倡导更加理性且目标明确的离婚规划。即便婚姻关系结束，也没有必要分拆企业或断绝关系。

中国家族企业离婚专题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少数触目惊心且极具破坏性的家族战争案例。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日渐呈现出“良性离婚”趋势，正如东易日盛的“事业合伙人+亲人”模式。离婚后股权分割的夫妻企业家，不可避免要继续共同工作，因此重构良性的离婚后关系尤为重要，否则即便是离婚良久，也会因为最初离婚方案中存在的隐患，在股权、治理、传承等关键问题上如定时炸弹般触发新的危机。

离婚的长期影响及其规划

对夫妻而言，离婚在时间期限上将超越达成离婚协议时点的长期影响。根据离婚理论，对家庭而言，在情感上和行为上最具破坏性的时段通常是离婚协议刚达成的几个月中，而在一周年时达到顶峰，两周年后开始消退，随后离婚问题引发的涟漪可能延续至第五年。

我们应当把离婚视为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动态过程。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大学心理学系心理学教授 Robert E.Emery主张要进行离婚程序的概念化，强调离婚期限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离婚后家庭要重新定义家族成员的亲密关系和权利边界，其中明确或隐含的规则尤为重要。除姻亲关系外的亲属关系不会随着离婚而结束，尤其是父母-子女关系。离婚通常存在困难过渡期，父母-子女个人将遭受或多或少的痛苦，甚至涉及重新谈判的斗争。由于不确定的规范性期望、痛苦情绪、不兼容的愿望、接触沟通受限及忠诚困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谈判边界的确定往往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对夫妻式的家族企业来说，这一周期将会更加漫长，尤其是涉及下一代接班等关键问题。离婚作为影响家族企业治理与传承的关键事件之一，通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延续多年，表现为动态的、多阶段的长期过程，因此更需要详细规划。

企业家通常会调动家族和企业两个系统内的资源来应对家族企业受离婚等因素的干扰。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保护家族企业的能力构成了“家族企业复原力”。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家族创业与所有权研究中心教授Leona Achtenhagen的研究认为，典型表现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致性会随着家族和企业的边界变化而变化。生存资本（Survivability capital）作为家庭成员愿意借贷或贡献的个人资源池，可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丰裕的生存资本使得控制离婚负面影响的自由度更高，例如购买配偶的股份。

婚姻关系作为家族企业中不确定性最大的亲属关系，在控股夫妻利益争夺之时，还可能引发家族企业内部的利益纠葛，尤其是家族股东之间的权力之争，形成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及其次级群体。以A股上市公司恒逸石化为例，创始人邱建林位列福布斯2007中国富豪榜第186位。2010年2月，恒逸石化借壳世纪光华上市，邱氏家族通过恒逸集团控股恒逸石化，其中邱建林持股恒逸集团股份52.38%，姐姐邱祥娟通过控股的杭州万永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7%股份，邱正南、邱杏娟等8位自然人总计持股12.78%。2010年3月法庭判决，邱建林将持有的恒逸集团股份52.38%一分为二，由此前妻朱丹凤持有26.19%并列第二大股东。邱建林与兄弟姐妹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最终获得58.55%控制权。

图1 2010年离婚股权分割后的恒逸集团控股架构图

在邱建林的创业史上，并没有提及朱丹凤的详细信息。二人儿子邱奕博出生于1987年12月，父母离婚时其只有22岁，正处于大学毕业初入社会的年龄。2011年12月24日，朱丹凤将所持恒逸集团26.1888%股权全部赠与邱奕博，但该部分股权仍约定授权朱丹凤行使表决权，直至2018年邱奕博完成接班。此后儿子的接班路径日益清晰，经过在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的短暂锻炼之后，他进入恒逸石化投资管理部担任经理。2015年4月，邱建林辞任公司董事，邱奕博提名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5月15日起出任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等职。2018年2月8日，恒逸石化发布公告称，邱建林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家族成员名单中增加了邱奕博，由此持有恒逸集团高达84.77%的股份，邱建林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图2 恒逸集团控股架构图（2018年2月8日）

至此，邱奕博与父亲邱建林、姑姑邱祥娟、叔叔邱利荣等邱氏家族共同行使控制权。这或许也是母亲朱丹凤布局谋划的接班之路。邱奕博在父母两方不同次级群体之间的平衡、妥协和退让，最终完成了股权传承之路。这一离婚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

离婚理论强调，离婚不仅只是家庭成员要经历的法律事件，也是共同要经历的长期过程。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良性离婚”“协作式离婚”等新型离婚模式，强调离婚全过程规划。恒逸石化案例正反映出家族企业离婚事件中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亲密朋友，还是激烈敌人？

2015年，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良性离婚”的兴起》提出，当前越来越多的离婚面临着“良性离婚”的压力，其中特别提到明星詹妮弗·加纳与本·阿弗莱克宣告离婚后，选择维系双方的友谊，共同承担起抚养年幼孩子们的承诺。他们甚至还全家去海岛度假完成“离婚月（Divorce-moon）”，并计划未来继续居住在同一庄园的不同楼层之中。

最早提出“良性离婚”的心理学家 Constance Ahrons是研究离婚及其家庭影响的专家，在《良性离婚：在婚姻破裂时保持家庭完整》一书中将“良性离婚”描述为父母和孩子在情感上仍然像离婚前一样亲密。有子家庭仍然保持在“同一个家庭”之中的模式。

良性离婚模式强调离婚后多重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由相互关联的成员组成，每个成员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模式、家庭成员的独立或关联疏离程度，以及在家庭背景下应对压力的适应能力等），以维持健康的家庭系统。

Ahrons的分析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离婚后形成的“双核心家庭”体系将重新定义离婚后的家庭，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被视为一个家庭，与双亲家庭存在诸多相似性，离婚夫妻仍要扮演称职父母角色，以促进孩子的发展和幸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系Amato P R等教授在“重新思考‘良性离婚’”的论文中强调良性离婚能够使家庭的痛苦最小化，甚至能促进孩子和父母的共同成长。

“良性离婚”挑战了传统观念中离婚后负面因素主导的刻板印象，强调夫妻离婚后的相处，抑制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恶意，共同关心孩子的幸福。Ahrons建议，如果处理得当，良性离婚可以促进家庭的健康发展，帮助父母-子女建立全新的家庭角色和规则，支持全新的家庭结构。为了实现良性离婚，要充分考虑到二人开始全新的亲密关系、重归于好和再婚生活等复杂性，在离婚后全过程中保持理性，提供明确的行动步骤。

当然离婚并非好事，但各方要共同面对今后的生活持续共存的现实。离婚之后夫妻痛苦、孩子伤害的刻板印象并非注定发生。各方不能囿于离婚可能带来的痛苦，而应将离婚这一经历正常化，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对离婚事件进行调整。双方将敌对的前任夫妻形象，转换为正常化、互相支持、保持联系的新型关系，共同克服困难，形成伙伴关系，继续为各方关切和孩子未来提供支持。

Ahrons将离婚后关系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合作伙伴（Cooperative Colleagues）、完美朋友（Perfect Pals）、愤怒同伴（Angry Associates）、激烈敌人（Fiery Foes）和解散二人组（Dissolved Duos），前两组即为“良性离婚”关系，其中38%为合作伙伴，12%为完美朋友关系，合计约占一半比例。

表1 离婚后夫妻的五种相处模式

2005年，美国《商业周刊》文章《良性离婚，良性企业》认为，年轻一代并不希望看到父母离婚战争的丑陋现象，提倡“理性分手”。如果前任夫妻着眼于孩子和双方未来的幸福生活，完全可以构建全新的伙伴模式。根据美国独立企业联盟统计，超过1.2万个夫妻式家族企业中约有1/4经历过离婚事件。另有研究表明，10%的离婚夫妻仍然继续合作。

良性离婚的六大主要因素

凯瑟琳·伍德沃德·托马斯（Katherine Woodward Thomas）在《理性分手》（Conscious uncoupling）一书中指出理性分手的特点，即具备足够的善意、慷慨和尊重。“理性分手会帮助你理解宽恕的真谛，恢复对爱的信心。”加布里埃尔·伯恩斯坦认为：“结束一段关系还有另一条路——充满相互尊重、善良和深切关怀之路。”

美国诺瓦东南大学家庭治疗和家族企业副教授Patricia M. Cole和卡佩拉大学教授Kit Johnson在2007年基于9对离婚后仍然保持融洽关系的离婚夫妻案例研究发现，促进离婚后合作关系的六大要素包括：信任、划分边界的能力、对业务的承诺、情感联系、协同作用和积极的性别问题。

图3   良性离婚后关系的六大要素

上述两位学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假设，即离婚后夫妻是因为经济等问题（如无法分割的商业利益）而保持继续合作的。有研究表明，1/3受访者支持这一假设，但除此之外，情感联结，如对彼此的承诺有助于疗愈和情绪稳定，友情、共同的人生经历和相似的价值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半数以上受访者曾经因为感情不忠而分手，通常这种情形将带来难以遏制对的愤怒和痛苦，毁掉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受访者强调离婚后关系最核心的因素是“信任”。

信任有助于相互尊重、处理问题以及打破僵局。信任不但是离婚后关系的基石，也是家族企业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商业世界中，由于信任是稀缺资源，即使个人亲密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损害，但鉴于以往商业实务中已经形成良好的信任资源，双方不希望终结这一高度有效的伙伴关系。受访者表示，有能力将商业生活和个人生活区分，划清个人感情和商业信任的边界，明确角色分工和工作定位，以处理过往造成的伤害。

拥有共同创业经历的夫妻曾经支持彼此的梦想，对企业和家庭都有强烈的承诺和热情。即便是离婚，仍然会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企业抱有强烈的情感依恋。这种承诺足以代替婚姻这一正式的法律关系，在离婚后仍能维持长期的商业伙伴关系。这种情况下的离婚夫妻仍然能欣赏对方，具备较好的协作默契以及相似的管理风格。

中国式离婚的相爱相杀

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离婚案例时发现，以上五种离婚后关系模式和良性离婚六大要素也是适用的。笔者曾以托马斯-基尔曼（TK-BT）冲突行为扩展模型（以下简称TK-SK扩展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研究沃尔核材等A股上市公司案例，主要用于检验控股股东夫妻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各利益相关者所采取的冲突管理风格。

如果离婚后夫妻采取不同的冲突处理方式，就会带来不同的离婚后关系模式。如果采取模型右侧区域的协作、妥协、适应等位于TK轴积极面的方式，就有助于形成“合作伙伴”“完美朋友”等良性离婚模式；而如果采取模型左侧的破坏、排除、阻塞等消极冲突方式，就更会演变成“激烈敌人”“愤怒同伴”等非良性离婚模式。TK-BT冲突扩展模型能够刻画前任夫妻从消极到积极的关系变化驱动因素，以及如何进行决策。

图4 托马斯-基尔曼（TK-BT）冲突行为扩展模型与离婚后前任关系

家族企业夫妻离婚中较为中性的模式是“解散二人组”，因为家族企业“双核心家庭”的财富和企业双重问题更为复杂，尤其是对夫妻共同创业型企业而言。双方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力，终将面临子女接班等传承问题。

综上所述，在五种离婚夫妻类型中，良性离婚后关系包括“合作伙伴”和“完美朋友”，而“愤怒同伴”和“激烈敌人”无疑具有破坏性，“解散二人组”则较为中性。

就A股上市公司案例而言，海兴电力周良璋和李小青2019年7月24日离婚后，李小青仍然担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至今，从外界看来二人仍然保持着“合作伙伴”模式。富安娜陈国红仍持有股份并担任董事与副总经理。东易日盛杨劲持有股份但辞去职务，表示以“事业合伙人+亲人”形式共同抚养教育子女，支持彼此新的事业和生活。海兴电力在离婚股权分割的同时，同步进行股权传承。可见在离婚方案设计时，尤其是在夫妻利益分割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将二代股权转让作为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能够发挥缓和离婚矛盾的效应，于女方而言更容易接受。

良性离婚是世界各国离婚实务中正在发生的新趋势，许多离婚企业家夫妻对外明确表达这一愿望。但应当看到，要真正达成所愿知易行难。“良性离婚”最关键的是，以商业伙伴关系替代婚姻关系，形成一种新型的、积极的长期关系模式。

从“完美朋友”到“激烈敌人”

在现实案例中，有的夫妻离婚短期内近乎达成“合作伙伴”或“完美朋友”等良性离婚方式，但随着“后离婚过程”的演进，又由于股权利益、家族成员角色转变、二代企业家成长等原因，再次转化为“激烈敌人”。

例如，沃尔核材和金科股份这两个案例中，离婚夫妻都是在离婚协议达成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商业伙伴关系，以“利益合伙人”在重大商业决策形成联盟，甚至联手应对“门口的野蛮人”或形成一致行动人，达成一致对外的“完美朋友”联盟，但最终还是令人惋惜地成为“激烈敌人”。

金科股份黄红云与陶虹遐2017年4月1日公告离婚前，分别持有9.55%和2.49%股份，同时各自持有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1%和49%股权，再由金科投资持有上市公司14.20%股份。二人离婚后并未立即进行股权分割，仍保持原有的控股架构并且达成一致行动人协议。2021年7月，两人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陶虹遐正式通过公开信直指离婚后四年的恩怨。她指控，黄红云迟迟未办理股权过户，因此才提起诉讼，冻结股权。股权过户完成后，黄红云便立即辞退陶氏兄弟，至此两人彻底决裂。从外人眼中的“完美朋友”，演变为“愤怒伙伴”，最终成为“激烈敌人”。

离婚作为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司业务，甚至可能会反目成仇，变成竞争对手，争夺客户与员工。离婚夫妻双方如果都不愿意在地理区域、客户群体或业务范围上重新开拓，一方就可能会采取掠夺性商业行为，破坏另一方的生存能力。由此，夫妻战争从卧室转移到市场之上。

例如，景峰医药（000908）叶湘武经历过两次离婚。1995年他与首任妻子窦啟玲共同创业。2009年离婚后，叶湘武辞去益佰制药董事长职务，通过收购益佰制药子公司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公司97.02%股权方式开始二次创业，后来更名为景峰医药，2014年1月借壳上市，同年益佰制药也于A股上市。第二任妻子张慧2010年底成为景峰医药股东，直至2019年叶湘武再次离婚，股份分割。在这一案例中，夫妻式家族企业因为双方在医药产业耕耘多年，离婚后仍然希望继续在最擅长的业务领域发展，因此重新整合以往的人才、客户和市场资源，重新创立新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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